《啟迪觀察》丨新加坡：剖析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實驗——全球城市的道德生活打印
發布時間：2018-07-23來源：啟迪控股
關于維持城市運轉的道德運行系統——與MichaelIgnatieff一場的對話。Michael Ignatieff在他的新書《平凡的美德》中寫道，“我們都是道德準則的締造者。”對于常常關注頭條新聞的人而言，我們目前這個時代可能很難會被歷史學家形容為道德時代。但是再仔細觀察下你的周圍、工作場所或者學校，你將會發現無數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的坦誠交流。Michael Ignatieff在他的新書《平凡的美德》中寫道，“我們都是道德準則的締造者。”
作為一名作家和政治家，前新聞工作者和加拿大自由黨前黨魁Ignatieff將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城市。他將城市視為道德倫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場所。城市規劃專家討論的是縱向的政策整合的問題——國際政策、國內政策和地方政策相互作用的方式，而Ignatieff則著眼于縱向道德整合問題：國際人道主義法和普世規范與地方傳統以及守則將會發生怎樣的碰撞。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Ignatieff踏上了前往新的道德舞臺——紐約、里約熱內盧、洛杉磯和福島的旅程。他寫到，“全球城市的道德生活應該被視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實驗之一。”這一實驗并不抽象，這是一個關于工作與治安、友鄰行為、基本禮儀、未上鎖的門和6罐裝啤酒的問題。CityLab最近和博學的Ignatieff展開了一場對話來深入探討這一問題。
大約五十年前，Abel Wolman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了著名的關于城市興衰的文章，現在人們想到城市生態時都會把城市看作復雜的有機結構。而你則提出了“城市道德運行系統”這一概念。
我在多倫多長大，我21歲的時候你猜猜誰就在多倫多？是Jane Jacobs。我是看著她的《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長大的，而且她的那種街道鄰里中存在著微觀秩序以及人與人之間互相關照的理念一直伴隨著我的成長。她對于城市中心區域以及中心區域強大之處的看法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將其視為一種道德秩序也是部分受到她的影響所致。
商業基于信任、文明以及互相之間的幫助。街角的酒窖并不僅僅是一個賣東西的商店，這是一個讓附近的人們慢慢熟識的地方，他們會互相點頭示意，目光交匯。隨著時間的增長，你會開始感覺到自己屬于某個地方，因為你去街角買6罐裝啤酒時售貨員認出你來了。雖然這種感覺非常怪異，但是你會開始產生這種社區意識，并且隨著時間的增長，社區就會變得非常的重要。
當你老了，失去了伴侶，社區就會突然間變成你所擁有的全部。在紐約市就是這樣一種情形。鄰里間道德秩序的最大維護者就是每天都能在外走動的退休人員，因為社區成為了他們的整個世界。
道德運行系統就類似于此，你可以稱之為運行系統是因為它就像一臺計算機，有著完整的讓所有人都不假思索便可認同的協議和規則。這是建立在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和理解之上的。
你認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依賴自身的智慧獨立生活，為什么會這樣呢？
是的，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已經建立起一套勉強可用的道德框架，互相競爭的國家之間也建立起大致可行的國際秩序道德框架，然而這是在最高層面上的。而在普通人生活的層面上，我們卻處于一個崩壞的、讓人無法完全信任的體系當中。
然而，我們終究還是需要每天起床去工作，需要依賴別人，需要開車上高速公路并且指望他人能夠遵守交通規則。當我們行走在街道上時，還需要假定存在著最基本的秩序。
你在探討全球化的道德效應，這聽起來非常哲學化，但是事實上你在描述時會采用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這種非常實際的例子。那到底什么是平凡的美德呢？
平凡的美德就是諸如信任、諒解、適應，這些平凡生活中基本的坦誠和基本的文明禮儀。這些美德都不算是英雄品德。勇敢可以算得上英雄品德，自我犧牲也是一種英雄品德。在文明社會中，我們不應該要求人們成為英雄。雖然全球化影響著我們日常生活的每分每秒，但是我們需要關心需要展現美德并認真對待的人卻非常有限：媽媽，爸爸，家人，親屬，鄰居，同事。當你于生活日常中展現美德時，并不是就代表了你在無形之中承諾了會對所有的人類都溫柔以待。你所做的不過是對于每天都接觸的人溫柔以待。平凡的美德并不是一概而論，而是會區別對待的。它無法跟隨全球化的腳步普及開來，而是會始終限于一定范圍之中的。
你的書中用洛杉磯舉例來闡述道德運行系統的概念，為什么洛杉磯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一概念呢？
對于洛杉磯我有興趣如此大費周章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1965年的洛杉磯和1992年羅德尼金暴亂時的洛杉磯相比，完完全全是道德運行系統崩潰最為經典的例證。如果洛杉磯是道德體系崩潰的標志，那么它同樣也會是道德體系重建和修復的標志，因為光靠海軍陸戰隊和國民警衛隊是不可能重建道德秩序的。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破碎的道德運行系統得以修復。最后關于道德運行系統我想提一點：道德體系極大地依賴于當地的政治領袖，這與政治有關。如果地區之間彼此不存在政治上的聯系，那么壞事就會突然發生。
你認為在全球化的城市里，管理和控制都不再奏效。領袖和政治隨時隨地都在掌控著一切。
的確如此，誰在管理洛杉磯？這并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市長可能會第一個告訴你，“我由人民選舉而來管理這個城市。”但是同樣也存在著市議會、洛杉磯警察局、大企業家、基金會、文化領袖、好萊塢。這一切都通過網絡來維系，并且這一網絡還在不斷發展，將彼此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而在我看來這一切都是以一個道德觀念為前提的——就是我們都不想讓這個體系完蛋，我們雖然有著利益沖突，無法互相信任，特別是在種族和宗教方面，但是我們都清楚一件事就是我們都不想把它搞砸。
良好的治安對于整個體系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你因為自己的種族而遭受攻擊，那么這種侵犯是違反道德的，因為城市是非常不平等的地方——既存在巨富的人，也有赤貧的人，既有左右逢源的人，也有孤苦無依的人，既有家大業大的人，也有家徒四壁的人。
有趣的是為什么盡管有極端的、結構性的、長期持續的不平等存在，這些地方仍然能夠通過某種方式凝聚在一起。只要在最基本的前提條件不被打破，城市就能夠凝聚在一起，這一點也在洛杉磯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洛杉磯在1965年以及1992年都非常的不平等，然而當法律被證明存在種族偏見，因而道德也存在偏見時，反抗暴動就發生了。這就是為什么城市是以道德秩序為綱的：存在一個無法觸碰的道德底線，如果觸碰底線人們會因此而奮起反抗。你把我當作什么了？我到底還是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了？
你用生活在里約熱內盧的貧民作例子講述了物理空間，比如開著的窗戶或者未上鎖的門是如何揭示道德運行系統現狀的。
你可以看到這種微觀秩序的產生。人們敞開著大門，你看著你的孩子完成家庭作業，你看著你的孩子照顧年邁的祖母，你可以看到人們都是在互相關照的，因為比貧窮更凄慘的就是生活在沒有道德秩序存在的叢林之中。生活在貧民窟沒有任何浪漫乃至可愛可言，然而但凡貧民窟還存在一些秩序，就能夠讓生活過得下去。
人們在貧民窟互相關照而形成的微小的溫暖人心的道德秩序依賴于警察，依賴于幫派，也依賴于那些認為把貧民窟變成叢林不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巴西的中產階級。所有條件都湊到了一起，但是這一切又非常脆弱。無論是在南非還是在巴西，甚至是在美國，富裕的中產階級總是覺得：貧民窟出了事跟我們有什么關系？我們把城市的道德運行系統想得太理所當然就會將自己置身于危險之中。
你一度不再束手旁觀，用你的話來說就是通過從政來采取實際行動，如果當初你不是成為了一名國會議員而是成為了一名市長，那么你將會采取哪些實際行動呢？
好的市長要能夠確保在小到街區、選區、轄區中都安排了恰當的人選，可以告訴他到底發生了什么。必須要從下到上來維持道德秩序，道德秩序不可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好的市長擁有巨大的組織網絡，你必須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社區組織之上，他們也希望你能如此。像經營一家企業一樣來管理一座城市根本就是無稽之談，這是一份政治工作，需要你明白組織網絡相當脆弱，他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繼續下去。
如果你想看看地方民選官員工作多努力，你可以在推特和Instagram上關注他們。他們一直都在做你所說的那些事。
是的，大家一直都在說美國最好的政府在城市，我認為的確是這樣的。公共空間回歸了，也有一定程度的創新，對于公共空間的利用以及社區結構的出現在我眼中是糟糕的政治時代里一個不錯的故事。我想我的書就是想要表達這是一個糟糕的舊世界中的好消息。
你來自多倫多,多倫多剛剛宣布和Alphabet子公司Sidewalk Labs達成協定，打算開發新的宏大的海濱社區。從Ebenezer Howard到Frank Lloyd Wright，這一烏托邦式的城市理想源遠流長。James Scott在大規模城市規劃風險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你對于數字運行系統和道德運行系統存在的交集有什么看法么？
讓我們都嘗試一遍，我們需要明白這將要經過反復嘗試，也會出現一些問題，毫無疑問會出現一些隱私問題——因為在這過程中會抽取大量的數據。我認為我們需要嘗試所有這些新技術。我唯一想要說的是絕不能忽略其中的目標——人們享受城市所能給予的愉悅和快樂這才是第一位的。
第二，覆蓋的范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不希望創造只有中上階層才能享受的城市空間。你真正想要為之奮斗的事就是將城市打造成為無論貧窮富有，高低貴賤，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他們正在享受世界一流的公共福利的地方。你可以想象這樣一項技術，你可以想象一下提供市政服務的企業鏈接。如果你還記得目標是為了創造互相信任的屬于所有人的公共空間，那么我也沒有任何反對的意見了。
作者：Ian Klaus 來源：psmag.com 2017年11月 編譯：《啟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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